原因和结果仅仅是表象，不确定性才是实在的本来面目。

在此情形下，科学共同体在司法审查程序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See Daniel B. Rodriguez, Of Gift Horses and Great Expectations: Remands Without Vacatur in Administrative Law,36 ARIZ. ST. L.J.599,600(2004). [68]有学者认为，不撤销而发回重作是介于普通的撤销行政决定发回重作之判决和维持行政行为之判决之间的一种判决形式。

[73]曼哈顿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印证了贝尔纳的断言。受这种监管俘获理论（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的影响，很多法官对行政机关抱有司法怀疑主义（judicial skepticism）的态度。基于对行政机关的怀疑和不信任，法院进行的严格检视之审查比传统的遵从性的审查标准要更为仔细、挑剔（searching and skeptical）。特别是，虽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拥有广泛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没有扩展到可以拒绝执行国内法律……环保署也不能通过指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并认定它因此当下最好不作出管制而免去其法定义务。[72]这段评论揭示出合理的行政决策过程应当包含的两项重要内容：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和保障广泛的公众参与。

环保署负责保护公众健康（health）和福利（welfare），这种法定义务完全独立于交通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职责。这是因为，法院无法明白行政机关是否真正审查了某个问题的重要方面，除非法院充分了解该问题。而在劳资关系上，法律经济学派指责《国家劳动关系法》损害社会生产率，而支持集体谈判的学者未能做出有效回应，使得国家政策导向愈发不利于集体谈判。

二是工会不就企业一方违反集体协议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时，如果违约事项影响到全体职工的利益，应当允许职代会通过决议命令工会提起告诉。第三，以法律形式为多数决原则设置例外，保护少数会员的特定权利。至于其他代表，目前均由工会确定，今后可改由工会提名、职代会通过。与集体协商相比，政府对于直接干预的维稳方式更加熟悉，也更善于把控干预力量的投向和强度，所以集体协商很容易被直接干预的方式所排挤。

[14] 总之，《国家劳动关系法》诞生于经济危机和工潮的阴影下，具有鲜明的对策性，其政策目标极为单一，制度逻辑也颇为直白：通过稳定社会来促进经济。这是《国家劳动关系法》出台的政策考量。

比如，虽然工会为了保护会员利益，可能阻碍新技术的引进，但是从长期来看，新技术由于对生产率的巨大促进而不可阻挡。矫正工会过度集权，还要向劳动者集体放权。毕竟，利益表达不等于利益协调，更不等于利益的有效代表。这是因为，工业民主同样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重要价值追求，而工会结社、集体协商也是我国实现工业民主的主要制度工具。

也是指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不因政治观点、种族、性别等而受歧视。新的问题形式主要有两种：工会怠于履行职责，以及工会所订立的集体合同无法兼顾会员个人利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民主的（从理论上讲），但在工场里是专制的。（一）工会民主：过度集权的困境 美国工会过度集权、对会员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随着《劳管申报和披露法》而有所缓解。

[10]换言之，以劳资关系的稳定促进经济（贸易）发展，或曰维稳，是该法的制度逻辑。在劳资民主制度上，我国最值得向美国借鉴的是对劳动三权的保护。

在工会看来，会员要么牺牲个人利益，要么退会，绝无中间道路可走。那么，民主在集体劳动关系法中的具体含义如何？这可从工会内部和劳资关系两个角度来分析。

[26]参见〔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3版），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87页。四、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之鉴 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八十多年来的兴衰变迁，对我国有什么启示？诚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有明显差别，尤其表现在两点：工人阶级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以及工会机构自上而下组建。[74]三是由于工会严重限制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个别缔约时的意思自治权，劳动者宁愿违法地放弃集体合同中的一些利益，也要与用人单位私下另作安排。与国家主义相反，阻碍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另一种倾向可称为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主要以一些经济学家为代表。[2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治和法律学者对于民主做出了新的诠释，使得集体谈判成为民主的内容。这就要求超越法律现实主义，为集体劳动关系法寻找坚实的内在价值。

如果职代会因受工会控制而无法运作，可以由一定数量的会员联名，直接选举代表并发起要约。但是，他们之所以撇开工会，往往是因为个人利益无法与工会所代表的集体利益相调和。

[5]工业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导向，它将民主从政治领域推及经济领域，并确定为集体劳动关系法的重要目标。这样一来，政治多元主义和法律过程学派实现了融合。

工业民主是我国反思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纽带。有时，同一案件有多个文书，分别涉及一审、二审、再审等。

为了避免这种前景，美国政府和工会采取过三方面的对策，但均收效不佳。[54]再次，美国《宪法》中也没有规定包括集体谈判权在内社会经济权利，最高法院又拒绝通过释宪来创设这种权利。集体协商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来扩大内需，间接拉动经济发展。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会员和少数会员的利益诉求都是正当的，他们的利益冲突就不能通过择一保护的方式来解决了。

[20]总之，劳动者向工会让渡权利是获得集体力量的必要代价。他们首先力图论证：集体协商与社会生产率并无矛盾。

[59]这种观点在政府和企业间颇为流行，导致集体劳动关系法在国家治理议程中的地位偏低。劳资关系领域制度建设的关键则是保障劳动三权。

雇主不得采取杯葛工会的措施，例如解雇会员骨干、自设听命于老板的工会，或者干涉工会遴选代表的过程，否则就构成所谓不当劳动行为（unfair labor practice）。工业民主的两个面向——工会民主和劳资民主——都获得加强，成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盛的重要原因。

[41]如果工会中的多数会员投票决定歧视黑人、无神论者或者女性，受害者可以对工会提起诉讼。这里主要指的是不受工会歧视的权利。正如纽约州上诉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言：与其他民主组织一样，工会从允许表达自由和政治分歧自由中所得的收益，要大于因为不团结所遭受的损失。王天玉：工资集体协商行为主观要件的法律塑造——以美国劳资善意谈判义务为借鉴，《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9期，第232～243页。

由于政治支持度不断下降，集体劳动关系法长期得不到更新，俨然已成旧时代的古董。根据《一九六四年民权法》第七篇，包括工会在内的劳工组织不得由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等因素而限制劳动者的会员资格，或者限制劳动者的工作机会等。

工业民主可以充当集体劳动关系法的重要价值基础，也是抗衡社会生产率等其他政策取向的重要因素，前提是工业民主必须找到牢固的法律依据。[55] 综上所述，面对法律经济学派的挑战，支持集体谈判的学者无法证明集体谈判能够提高社会生产率，而他们用来弥补生产率损失的其他价值——特别是劳资民主——又缺乏法律依据。

矫正工会过度集权，首先要向劳动者个人放权，放宽以个别劳动合同变通集体合同的条件：即使个别劳动合同所规定的某些待遇不如集体劳动合同，只要该规定有对价，就应当允许以个别约定变通集体合同。劳动者为何极少拿起法律武器？根源在于工会过度集权，具体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工会垄断了协商代表的遴选权，导致选出的代表缺少对会员负责的意识，协商出的内容对劳动者并不有利，劳动者认为不值得通过诉讼来维护。